尽管目前已出土的几种古纸尚须作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造纸术这样复杂的技术发明，不是一人时所能完善的，而且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扩展到树皮、麻头、散布、鱼网等四种造纸原料。尤其是将敝布和鱼网等加工成纸，其工艺难度是很大的，应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蔡伦之前造纸技术就已存在，并经过定时期的发展，造纸术才渐趋完善。除已出土的“蔡伦前纸”这些实物证据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支持上述观点的文献证据。

“蔡伦发明纸说”的最直接证据是《东观汉记》和《后汉书》中的《蔡伦传》。然而，其中“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虽可解释为蔡伦首创植物纤维纸的制作技术，但同样也可解释为蔡伦首创利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造纸的方法，即拓展了“造纸原料”，或者说是对造纸技术进行了革新，使纸的质量明显提高，因而“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如此，则《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这条资料并不能证明蔡伦之前没有纸。

同在《后汉书》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说的是在邓绥被立为皇后之前，各地上贡之物，竞尚华丽珍奇，大概都是金银珠玉之类的贡品。邓绥不俗，于永元十四年(102)即皇后位之后，下令禁绝奢侈之物，规定每年只上贡纸、墨。《东观汉记》也有类似的信息：“和熹邓后临朝，万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在《后汉书》成书之前，东晋史家袁宏(328一376)在《后汉纪》中记载更详：“（永元十四年）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邓氏初，阴后时，诸家四时贡献，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饰以金银。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诸家岁时裁贡纸、墨，通殷勤而已”。以上这些文献的记载已不是孤证，也不应视而不见。我们认为，在“蔡侯纸”于永元十七年(105)出现以前，有不少地方已经有了纸，而且作为贡品，质量不会太差。换句话说，“蔡侯纸”的问世，可能只是由于扩大了造纸原料、改进造纸技术，因而成了当时质量最好的纸张，特别受到邓后的青睐，而不是最早发明的纸。

正是因为邓皇后“不爱珠玉，独好纸墨”，对造纸术给予特别的支持，“蔡侯纸”才得以成功地问世。清人何绍基在其《东州草堂文抄》的《纸赋》中评价这一史实时指出：“岂云智者创而巧述之，无如上有好而下甚焉”。近代学者劳干说得更通俗：“邓后罢免一切供奉，只留纸墨，可见她对纸是特别爱好的。因此蔡伦造纸的成功和邓皇后的爱好是有若干关系的。”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曾推测：“蔡伦造纸，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和邓后有关的。”很明显，上述学者都认为邓皇后所好的“纸”就是植物纤维纸。今人王复忱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一认识：“蔡伦在这一些技术实践上，如果没有达到上述成熟，邓皇后怎会诏令天下郡国去推广呢？又怎会责成天下郡国供献时，只拿出纸的成果即可呢？”

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岁时但供纸、墨而已”中的“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而是《蔡伦传》中“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的纸，即缣帛。其理由是，如果当时已有纸，《蔡伦传》“就不会把发明造纸的动机和方法写得那么明确，那么精辟了”。这种看法显然与上述观点相矛盾。如果邓皇后所喜爱的“纸”是缣帛，则与蔡伦造纸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缣帛和纸都是用于书写的，但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邓皇后既然喜爱缣帛，那么各地只管多生产缣帛便是，缣帛虽贵，毕竟较往前珍丽之物要廉价得多，怎么成了发明一种新型书写材料的动力了呢？反之，如果邓皇后喜爱的是纸，她对“蔡侯纸”的出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当时各地已有造纸业，因此，蔡伦就不是最先发明纸的人，而只是纸的“改良者”。当然，即使是在他之前有纸，仍然可以把他当做纸的发明人，技术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情况。总之，我们不能一方面强调“造纸成功莫忘邓绥”，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邓皇后要求纳贡的“纸”是“绢素古纸”。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六月己未，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据唐马聪《意林》引《风俗通义》记载：“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将素、简、纸三者并列，其中的“纸”不可能作“帛”解，如果将纸解释为“缣帛”，即“素”，那就等于说“载素、简、素经凡二千辆”，明显讲不通。原文也不可能作其他断句，以否定“纸”单作一物。应邵所处时代及其《风俗通义》成书年，均比范晔及其《后汉书》早得多。

此外，经常被引用的还有一些涉及蔡伦前纸的资料。如《汉书·孝成赵皇后传》：“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日，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日，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唐代颜师古引应劭《汉书集解音义》注“赫蹄”二字日：“赫蹄，薄小纸也。”《后汉书·贾逵传》载：“建初元年(76)，章帝诏贾逵入讲白虎观，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唐李贤注日：“竹简与纸也。”还有唐代成书的《三辅故事》，原书早已散佚，现存清代学者张澍辑本。该书称：“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日：‘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卫太子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据)如此等等。不过，这些资料中的“纸”解释为缣帛也能讲得通，姑且存疑。但前面几条资料则是蔡伦前有纸的无可辩驳的文献证据。

钱存训先生在其新作《书于竹帛》一书中还提到蔡伦之前有纸的另两个旁证：一是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战国秦昭襄王时代的竹简，上有一“纸”字：二是据称为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一件漆马，内有纸胎，为美国古物收藏家容肯三世(Stephen JunkeneⅢ)所收藏。此件漆器为木质，高约1.2米，木面涂有黏性物质，上盖有衬纸。这两条资料尽管只提供了很有限的信息，有待作进一步研究，却也很值得重视。

我们认为，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不应该违背重大技术发明的共同规律。重大技术发明的出现一般需要三个前提：社会需要此项技术；相关的原材料充足；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首先，中国古代先民曾先后把甲骨、石料、金属、陶、简牍、缣帛等多种材料作为文字载体，纸出现以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简和帛，但“简重而帛贵”，随着文化的普及，社会迫切需要发明出方便实用又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其次，制作造纸工具所用的材料以及造纸原料都很丰富。因此，决定造纸术能否出现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前提。

传统造纸工艺包括原料的切断、沤制、打浆、抄造四道主要工序，成熟的造纸术还应包括纸药的应用。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传承，不经过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成熟的过程，单靠一个人十几年的研制，就把“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能用难以加工的树皮、麻头、敝布和鱼网制成上乘纸，这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规律的。正如卢瑟福所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惊人的发现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科学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于前人的工作。”有些学者虽然肯定技术发展的继承性，如“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同样也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而有所前进，有所发明”，但并未具体地指出蔡伦继承了前人的哪些成果。而大多数持“蔡伦发明纸说”的学者都认为造纸术既是从蔡伦开始的也是由他完成的。

搞清楚造纸技术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是目前研究造纸术起源问题的首要任务。我们注意到，除少数文献外，造纸术起源研究者大都纠缠于“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纸片是谁抄造出来的”这一结果，对过程的讨论则过于简略。而技术史的研究最有价值的应是核心技术思想的发端和培育过程，历史上究竟是蔡伦还是“西汉无名劳动者”发明了造纸术这一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人如何能够发明这项技术。

为此，我们建议：实事求是地对待考古新发现的实物资料，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这些古纸的年代及生产工艺进行分析，然后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一般说来，重大技术发明的完成总要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造纸术的发明也不应例外。如果没有任何“纸的雏形”作基础，蔡伦单凭其“聪明才智”就创意并完成利用多种很难加工的原料进行造纸的技术发明，那是不可想象的。